今年，诉讼与公证的结缘可谓是行业亮点，全国许多地区的公证机构与人民法院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开展了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对接工作，相关的新闻也屡见报端。今天，我想契合主题--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公证价值”，谈谈我对诉讼与公证合作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,以期探寻二者看似冲动，实则必然的结合。

    公证与诉讼的前世今生

    今年上半年，大量关于诉讼与公证对接的消息也吸引了我的律师同学们的关注，他们中的部分人认为，公证作为行使国家证明权的证明机构，开展调解、送达、协助执行等与证明权无关的业务是违反法律规定的。我无意与他们争论《公证法》关于公证机构的定位是否准确，但他们的质疑声，反而让我从历史沿革中去寻找公证与诉讼的前世今生，以期发现二者的内在同一性。

    从民国时期“司法行政部”颁布《公证暂行规则》，设定由地方法院设公证处，指定法院推事专办或者兼办公证事务到建国初期政务院公布《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法》，明确规定公证工作由人民法院管理，在法院内设公证科(室)，办理公证业务，再到“文革”后，司法行政机关重建、公证回归司法行政管理。我国公证制度在创建、取消和重建的反复过程中都能看到法院的影子，这也是后来公证具有优先证据效力、强制执行效力的渊源之一。

    有此历史经历，才使法院与公证看似平行的两条线有了交集。而今，这种交集似乎更加广泛、深入了，我们来看对比表：

   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，公证与诉讼至少在工作目标、职能以及案由事项中有重合，而重合的部分即是公证作为“准司法”制度可以介入，并且能够发挥正面作用的部分。

    诉讼与公证的价值契合

     刚才说到“正面作用”，就不得不提到今天的主题“价值”。“价值”一词在语文语境中可解释为积极作用、正面作用以及有助于促进道德上的善，此处的“价值”侧重于效果；在经济学语境中可解释为商品的一个重要属性，它代表商品在交易中能够交换得到其他商品的多少，此处的“价值”侧重于所得；在哲学范畴中，“价值”可解释为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。

    马克思主义认为，价值作为哲学范畴才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和概括性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我们选择什么路径去实现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---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，都要考虑这条道路是否满足司法改革所代表的“价值”。

    所以，个人并不认同，诉讼与公证的合作仅仅是公证机构满足了法院“案多人少”之需；法院满足了公证机构“亟待转型”之欲。而是在全面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，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进程中，出现了“准司法”、“司法协助”行为的主体需要，刚好，公证完美地符合了“公平”、“公正”、“专业”的客体条件，缘分就这样产生了。双方的价值契合点就在司法改革这里。

    诉讼与公证的合作是制度结合

     诉讼与公证的合作方式可以是单向的、单一的，也可以是双向的、多面的，那么，哪种合作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公证的作用，取得更好的效果呢？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公证调解与其他调解模式的差异来分析这个问题。

     以成都市为例，成都市的“大调解”包括村、社区基层组织主导的人民调解、行政部门开展的行政争议调解、涉及医疗纠纷、交通事故等纠纷的行业调解、律师调解以及社会热心人士成立的调解室进行的人民调解等等。

     这些调解模式与诉讼的关系，类似医疗改革中的分级诊疗制度，通过首诊、双向转诊、急慢分诊、上下联动的分诊模式达到病人分流的目的，但是与分级诊疗制度中各级医院都是专业医疗机构不同的是，除了公证调解、律师调解，其他调解主体均不是以法律专业知识为主导，而主要是通过道德、行业惯例、习惯等手段达到化解纠纷的目的。

     相较于其他调解主体，公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能够为自己的调解行为以及调解文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；具有法律职业资格，能够站在专业角度处理纠纷中的法律问题；部分公证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，能够“一调终局”；具有法定证据优先效力，能够在调解过程中形成、固定与纠纷有关的法律事实；而与律师相比，公证又是天然的“中立人”，不以保障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作为自身的职业道德要求。这说明，在各“大调解”模式中，公证具有普适性、专业性、效力性以及中立性等特性。

     有意思的是，公证所参与的送达、执行协助、保全证据、物品保管、执行款提存等司法协助工作与其他的司法辅助工作的关系也是如此。比如，庭审速记、案卷管理等司法辅助工作解决的主要是法院工作效率的问题，这是技术问题，而非法律专业问题，而诉讼文书公证送达等司法协助工作不仅解决效率问题，还在效力保障、专业支撑以及风险分担等方面为“法官回归审判”的司法制度改革提供一种全新的解决路径。所以，公证与诉讼的合作绝不是公证为法院提供法官助理、书记员的简单劳务集合，而是一套集机构设置、人员管理、规范化建设、投诉处理、费用承担以及信息化建设为一体的精密系统。这是一种制度的结合，而非劳动力的结合。

     当然，在全国一片叫好的声音中，也有部分同仁提出，案件量大的法院与大型公证机构才有合作的前景。这种观点是站在单个公证机构和法院的角度分析得出的，但正如我刚才所说，诉讼与公证的合作是诉讼制度与公证制度的碰撞，并不以某个法院与公证机构的合作与否为转移。

     值得注意的是，顶层对公证性质、职能的调整，再有近期全国公证工作会议关于今后公证工作的部署，恐怕无论机构大小、强弱，公证制度和理念的根本性变革是无法避免的，公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是必然的，就像一句名言所说“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是变化”，我们应该做的，是发觉、认识、接受与融合，不是漠视、回避、排斥和反对。

     本文摘自图书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公证价值》（法律出版社）